贵州全省三级法院历史案件数据采集与智能办案系统研究

2016智能研判系统——“睿法官”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诞生”，2017年四川崇州市法院正式推出法律问答机器人“小崇”，2018年重庆高院利用百度智能云的AI技术合作开发的“易审”正式开通运行……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等重磅政策文件的发布，司法机关的信息化、智能化变革开始快速推进，各地司法人工智能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着，各类法律人工智能系统也层出不穷。

而关于法律人工智能的研究，当然也不近几年才有的：1949年，美国法学家洛文杰提出的“法律计量学”想法，开启法律人工智能研究的先河；197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布坎南与美国巴法罗大学法学院教授海德里克在《斯坦福法律评论》上发表的《关于法律人工智能与法律推理的几点思考》，第一次正式将“人工智能”与“法律推理”关联起来思考问题；1987年，在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法律人工智能国际学术大会”中，“法律人工智”终于作为一个学科概念被提出……从法律计量学，再到法律信息学，法律人工智能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但现在的法律人工智能系统距离实现“布莱尼茨之梦”还是非常遥远的。

从法律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看，它更多关注的是论证和推理，而不是基于经验和语料库的法律方法。然而后来，以数据为中心的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大规模存储能力的最新发展以及法律数据解析的相关进步，为法律问题解决和分析的新算法方法打开了大门，更多智能法律系统被创造了出来，小码浅浅给它们分个类，然后再介绍几类使用频率较高的法律人工智能系统及其应用场景吧：

一、法律资讯检索

在不少法律人工智能系统中，法律法规、判决文书甚至是法学期刊论文等等，都是法学资料库的主要检索对象与内容。比如国外的JURIS法律信息系统，便是由许多分数据库组成，其中包括37万个法院的判决，该系统还建立了全文本判决和约35万个文献摘要，此外，还附有约17万篇原始的杂志论文的行政规章、联邦法律、欧盟法数据库等，这为法律人包括法官、律师、法学教师、立法者或普通公民提供了法律查询帮助，还能够对判决进行分析利用。在国内，2016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为确保案件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我们引进了一支专业的数据分析团队，对我国贵州全省三级法院的历史案件数据进行了详尽的搜集和整理。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成功构建了一个包含大量案件数据的“大数据”平台，进一步挖掘出了影响案件判决结果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一个案件与对应的法律法规关系网络，为司法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同年底，全国首个司法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在贵州高院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具备强大的搜索功能，能够帮助法官快速查找相关法条，并进行相似案例的查阅。此外，系统还提供证据筛查功能，有效提高了审判效率和公正性。

二、日常事务处理

有法官指出，在司法领域，“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极大地减少人力的重复运用……极大地提高司法活动的效率”。目前，国内外大多法律人工智能系统都能够快速处理日常琐碎事务，如制作法律文书、生成格式合同、记录庭审过程、整理并归档卷宗等，以及审理一些简单明晰的常规案件，提升了司法活动的效率。

（一）文书制作

作为一名文章写作高手，我注意到这篇文章描述了一个名为“文书智慧生成”的平台，该平台位于我国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这个平台具有非常有趣的功能，它可以“模仿”法官，撰写出各种类型的文书。通过自助提取案件基本信息、填充文书要素、智能匹配法条等方式，用户可以快速生成要素式、令状式或表格式等文书。值得一提的是，截至今年10月，这个平台已经为法官智能生成 process性文书和结论性文书共计111549份。自从今年8月该平台增加了执行文书智能生成功能模块后，它已经为法官智能生成了各类执行文书，总数达到了23306份。

（二）庭审辅助

通过大量案件的学习，法律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提取、校验证据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简单而又大同小异的“常规”案件判决进行结果预测，为法官判决提供参考。比如开头就提到的四川崇州市法院推出的法律问答机器人“小崇”，它能够分析与解答崇州区域常见多发的婚姻家事、劳动争议、物业合同、买卖合同等六大类案件，为法官的最终判决提供一定的参考；再比如由科大讯飞与上海市公检法机关共同研发的“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可用于证据标准与规则指引等，对证据进行校验、把关、提示、监督，从而提高庭审效率。

三、法律法务咨询

当普通群众、个体户或者是中小企业遇到法律问题或法律关系较为简单的纠纷时，比起去线下寻找、咨询专业律师，显然通过法律智能问答平台进行咨询会更为便捷、高效。比如今年9月，南北联合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法域通”互联网AI智能法律服务平台在杭州正式发布，它能够为人们提供智能咨询、合同智审、普法常识、诉讼预判等服务，可以根据当事人描述的基本事实提供专业意见与建议，可以及时发现当事人合同中潜在的问题并修补漏洞、达成补充协议，可以帮助普通群众了解与日常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可根据用户描述匹配已有判例、协助解决简单的法律纠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

当然，将一切法律问题全部都“扔给”人工智能处理，就目前来说肯定还是不切实际的，正如拉伦茨在《法学方法论》中提到的那样：“只要法律仍以口语撰写，其仍须解释，那么将其转译成电脑语言时，仍须对电脑提供适当的解释。然而，因为不能预见所有的事件情况，规定的解释仍然可能发生新的疑义，于此仍须对电脑给予新的指示。解释的任务不会消灭，只会转移到他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