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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分析近期法院拒绝AI作为版权持有人和发明人的案例及原因，讨论是否应将知识产权保护扩展至AI创作的争议，并提出平衡创新与公共利益的监管建议。 作者 | 杨璋（Audrey Zhang Yang） 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在读法学博士生 编辑 | 布鲁斯 引 言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世界。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作为技术与创造力的完美融合，正不断挑战着法律界的既定规范。变革不可避免地引发问题：知识产权法律是否需要更新以跟上创新步伐？ 美国宪法赋予国会通过版权保护促进科学发展的权力。《版权法》保护原创作品，但未明确定义”作者”和”作品”。传统上，作者指创作者本人。然而，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判定作者身份变得复杂。 关于人工智能创作的作者身份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应归属于程序员，因为AI是他们创造的工具。另一些人则认为，巧妙指导AI解决问题的人也可能成为发明人。但现行法律制定时并未考虑AI，导致全球目前都缺乏针对AI创作的专门法规。 本文将分析近期法院拒绝AI作为版权持有人和发明人的案例及原因，讨论是否应将知识产权保护扩展至AI创作的争议，并提出平衡创新与公共利益的监管建议。 创造力机器的版权之争 2018年，计算机科学家Stephen Thaler发起了一项全球性的法律挑战。他在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在内的多个司法管辖区提起诉讼，测试AI创作在现行知识产权法下的地位。Thaler和他的国际律师团队旨在为AI生成内容争取知识产权保护，并促进社会对AI技术影响的广泛讨论。 Thaler将他的计算机系统描述为一件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并主张应根据普通法财产原则或”雇佣作品”原则向他（作为机器所有者）授予版权。2018年，他向美国版权局（USCO）提交了版权登记申请，将一种名为”创造力机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确定为作者，并解释说该作品是由运行在机器上的计算机算法自主创作的，没有任何人类参与。然而，2019年，USCO以该作品”缺乏支持版权主张所必需的人类作者身份”为由拒绝了该申请。 不甘心的Thaler于2022年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注册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作品。他的论点基于《版权法》对”作者”一词缺乏明确定义，认为其普通含义可以包括人工智能。然而，法院并不认同Thaler的观点。Beryl Howell法官解释道：”作者”应被理解为”具有智力、创造力或艺术劳动能力的创作者”，这明确指向人类。Howell法官进一步阐述道：“随着艺术家将人工智能纳入他们的创作工具箱，我们正站在版权法的新前沿。人类创造力与最终作品生成之间的距离增加，将引发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例如，需要多少人类输入才能使AI系统的用户有资格成为生成作品的‘作者。”法院最终维持了USCO的决定，强调”人类作者身份是一个基本要求”，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作品缺乏这一要素，不能成为有效的版权主张的对象。 这一裁决引发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涉及版权法的根本目的——鼓励人类从事创作，还触及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本质。正如Howell法官所言，版权和专利制度的设立是为了”通过激励个人创造和发明来促进公共利益”。这一观点暗示，版权法并非旨在保护”不需要激励”的非人类行为者。 然而，这一裁决也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例如，在完全人类作者身份和完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对人工智能程序的多少人类输入才能合理公平地构成人类作者身份？另外，如何评估由经过现有受版权保护作品训练的人工智能系统生成的内容的原创性？这些问题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变得愈发紧迫。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版权局（USCO）也在积极应对这些挑战。2023年3月，USCO发布了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政策声明，承认包含”人类创作元素与人工智能生成图像相结合”的作品可以获得版权保护。这一立场在2023年9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得到了进一步阐述，USCO主任Shira Perlmutter表示，他们将指导人们如何注册包含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作品，只要作品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人类作者身份。 澳大利亚和南非的案例 尽管美国法院对人工智能作为版权持有人持谨慎态度，其他国家的司法机构则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以澳大利亚为例，2021年，联邦法院法官Jonathan Beach做出了一项引人注目的裁决。他认为，就澳大利亚专利制度而言，人工智能可以被视为”发明人”。Beach法官指出，《澳大利亚专利法》的措辞中并没有明确禁止人工智能作为发明人的规定。他强调，排除人工智能作为发明人不仅缺乏法律依据，还可能阻碍创新。 南非的案例更加引人瞩目。2021年6月，南非专利局授予了DABUS（由Stephen Thaler创建的人工智能系统）两项专利，认为人类在AI编程和训练中的参与满足了发明人身份的要求。虽然这一决定后来被南非高等法院推翻，但它开启了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在专利法中地位的重要讨论。目前，Thaler和他的团队已经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主张一项发明的可专利性不应仅取决于其创造者的身份。 结 论 1925年，Benjamin Cardozo法官在一次法学院毕业典礼上曾经说过：”新一代人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呼唤新的规则。这些规则确实要仿效过去的规则，但也要适应另一个时代和时刻的需求和正义。”这段话在人工智能时代显得尤为贴切。人工智能的飞速进步正在考验既定知识产权法的边界。当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在没有直接人类参与的情况下生成艺术、音乐和发明时，它挑战了版权和专利法中关于受保护作品需要人类作者身份的根本假设。 目前，人工智能生成的发明是否有资格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知识产权法仍然坚定地立足于人类创造者的概念之上。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这种矛盾会变得愈发明显。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人格理论和促进创新的政策考虑之间寻找平衡。将人工智能列为发明人并不是为了赋予机器权利，而是为了保护传统人类发明者的权利和知识产权体系的完整性。 人工智能的普及无疑将推动我们重新思考知识产权法应如何适应新兴技术和社会需求。这不仅关乎法律，更涉及艺术和技术领域的投资与保护。基于各国正在进行的诉讼，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很可能会获得某种形式的版权保护。 在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法律的演变似乎总是滞后于技术的进步。然而，正是这种滞后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讨论的空间，让我们能够审慎地权衡各方利益，最终制定出既能鼓励创新，又能保护公共利益的法律框架。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法律的适应，更是思维方式的革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这场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交锋中，找到一条既尊重传统又拥抱未来的道路。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封面来源 | Pexels

本文转自：法治网 7月29日，“AI+法律的中国新实践”高峰论坛暨落地应用发布会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举行，来自法律界、科技界、企业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AI+法律”的技术路径、落地应用和解决方案。 论坛上，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人工智能逻辑专委会秘书长、深圳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张勇代表主办方致辞，希望与会人员能够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深入交流、广泛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繁荣发展。 深圳律师协会副会长罗振辉作了题为“法律人工智能与律师行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分享，他详细阐述了AI技术为法律行业带来的变革与机遇，强调律师不能单靠专业能力吃遍天下，律师运用法律工具的能力和律师与客户的沟通能力将成为律师的核心能力，取代律师的不是法律人工智能机器人，而是会使用人工智能的律师。 圆桌对话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围绕“AI+法律落地应用的中国新实践与生态建设经验”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论坛期间，浙江大学数字法治实验室发布了《中国法律AI大模型测评标准体系》（征求意见稿），该标准从反应速度、内容真实性、完整性和实用性等多个维度对法律AI大模型进行评估，这将有助于提升法律AI产品的整体质量，还将推动法律行业的智能化进程，确保法律服务的公正性和可靠性。 多家企业在会上签订了生态伙伴合作协议，宣布联合推出多项AI法律应用产品，这些应用将通过手机端、PC端和云端向广大法律人、企业和社会公众开放，提供集合了智能问答、法律检索、案件预测、文书写审改等多项智能服务。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主办，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人工智能逻辑专委会、浙江大学数字法治实验室等单位承办，深圳律师协会等单位支持。

▲资料图：频繁接到AI骚扰式营销电话，令无数市民烦不胜烦。图/IC photo “这里是上海种植牙口腔医院，请问你有没有牙齿方面的需求……”几个月来，当地市民频繁接到以上述话术开场的骚扰电话。 据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骚扰电话背后，有公司专门负责“AI外呼电推”，即通过“盲打”方式，几乎将所有市民的电话号码全部打一遍，剔除确认有需求的、明确拒绝的市民后，再对剩下市民进行二次、三次拨打。如此操作“挖掘”出对种植牙有需求的市民，进而将这些信息出售给民营口腔诊所。 听起来“工程量”巨大的“盲打”筛查，在AI（人工智能）的加持下，通过电脑系统外拨“一天几十万、上百万条就出去了”，也让无数市民烦不胜烦。 近年来，生成式AI在技术上一路高歌猛进，算力、算法、数据已然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但总有唯利是图者，率先想到的不是合法应用前沿科技成果，而是利用AI技术在违法的边缘试探。在他们看来，最现实的改变，还是让AI先给自己赚更多钱。截断这一路径，正是法律和法治存在的意义之一。 当看到与AI相关的违法犯罪，先别忙着指向“立法空白”。“AI外呼电推”，人工智能只是“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才是“里”。“AI外呼电推”为何能迅速成行成市，并影响到数以千万计的受害人？核心还在其通过非法收集、筛查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实现了较以往的营销更为可观的“转化率”。 不管在何平台、以何为载体、利用何种技术，只要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就可能涉及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举凡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均为该罪的罪状。对触犯该罪的市场主体，刑法还采取了双罚制。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有各自的罚则。 报道称，口腔诊所通过购买挖掘出的市民信息，投产比能达到1比5、1比6，也即投入1万元，就能带来5万-6万元的营业额。供需双方收益可观，且短期之内就能看得见，一个完整的“AI外呼电推”产业链条，由此迅速铺就。 作为购买方，利用买来的个人信息用来辅助合法经营，看似无害，实则也涉及相关犯罪。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与收集、出售公民个人信息一样，只要信息获取手段不合法，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要件，就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事实上，为推销产品、扩大市场规模等合法经营而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较之非法收集、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更为常见，且常因经营行为合法，和双方达成合意的“买卖”而掩盖了非法的本质。 针对这一常见犯罪模式的定罪量刑问题，“两高”在《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专门规定。所谓“行业显规则”“各家都在做”，并不是购买方可以免责的理由。 为合法经营活动购买公民信息也涉嫌犯罪，但现实中却普遍被误读或被漠视。这也凸显出，在严格执法减少犯罪黑数和强化法治宣传提升个罪知晓率上，还有不少改进的空间。 除却刑事责任，有效的民事救济也能大大减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发生。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均有明文规定，向手机用户发布推广营销类消息，必须取得用户明确的许可。在一些法治发达国家，违反者不但将承担刑事责任，还将受到高额索赔，且受害人有权自由选择以电信运营商或非法收集、出售、购买等责任主体作为起诉的对象。 而在现实生活中，鲜见因被电信骚扰而诉诸司法并获巨额赔偿的个案。虽然我国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多部法律法规中，均有“未经接收者同意或者请求不得以电子信息等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的明确要求，但由于相应罚则的缺失，问题方主体责任不明晰，运营方囿于自身利益响应不积极等因素，导致法律要求成了“宣示”，执法成了“无牙的老虎”。 基于电信运营商相对集中的现实，治理本应更为高效。当务之急，是跳出电信运营商和平台企业的利益藩篱，坚守以民为本的初心，针对不同的责任主体完善责任体系，提升发送骚扰、推广信息的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真正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建好隔离墙。 撰稿 / 王琳（法律学者） 编辑 / 徐秋颖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