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大势，紧抓科技创新的战略机遇，作出一系列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部署。我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和算力资源日益丰富、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以人工智能为引擎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
2023 年，ChatGPT 的爆火在全球范围内卷起人工智能浪潮。“AI版权智审”“AI写作”“AI绘画”“AI视频”“AI复活逝者”“AI换脸”……AI大模型以猝不及防的速度来到我们身边，给社会各个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冲击。让我们对未来生活产生憧憬的同时，也不免蒙上了一层担忧——从司法到教育，从健康医疗到金融、律师、交通以及物流业，AI将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
AI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担忧，使得各界形成了对其必须进行监管的共识。尽快制定AI治理原则和伦理规范，有效化解AI带来的各种挑战，减少使用AI技术带来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风险,成当务之急。期待人工智能立法早日出台，成为我国人工智能治理制度的名片，确保AI在科技向善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实现良性发展。
>>7月5日，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WAIC 2024）AI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视觉中国供图
2023年9月的一天，午后的阳光透过法院大楼的窗户，洒落在张琴法官的桌面上，她正专注地审阅着一份著作权侵权案件的材料。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她身旁的电脑屏幕上，一个名为“版权AI智审系统”的AI（人工智能）程序正进行着图片查重，并根据数据库出具查重报告，给出判决建议。
这一幕，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而是正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法院进行的现实试验。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展。司法领域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自然也吸引了AI的目光。AI 辅助判案系统，如同法官的“新搭档”，正悄然走进法庭，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智能量刑在探索中前行
34岁的贵州男子李某和他18岁的侄子赵某站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法院的刑事审判被告席上，神情紧张。这对叔侄因为连续5次抢夺，可能面临3年到10年的刑期。
犯罪事实他们没异议，他们最关心的是，法官会在3-10年中选择哪个数字。
数字法庭的大屏幕上，主审法官按步骤将两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数额、次数等依次输入电脑，电脑软件自动根据各种法定、酌定的量刑情节，确定基准刑的调节比例，对被告人的刑期生成量刑建议。
此案中，两名被告人利用行驶的机动车辆抢夺财物，数额达6000余元，一年内抢夺5次的犯罪情节，确定基准刑为4年；李某具有立功情节，根据立功的大小，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5％；如实供述其罪行，并自愿认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建议宣告刑为：48个月×（1-15％-10％）＝36个月。
赵某在共同犯罪中积极实施抢夺他人财物的行为，系抢夺正犯，并不是起次要、辅助作用，不能认定从犯。但他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自愿认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则宣告刑为：48个月×（1-10％）＝43.2个月。考虑到有价值2000多元的手机被追回，而且抢夺是李某提议，综合考虑，对赵某减少1.2个月刑期，建议判处3年6个月。
虽然较早采用“电脑量刑”，但是宁海县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中并不是第一家。早在2006年，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就开发了一套规范量刑软件系统，只要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入电脑，只需短短几秒钟，就会“算”出被告人该判多少刑期。一时间轰动全国。
据介绍，淄川区法院开发“电脑量刑软件”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准确、快速地量刑，避免“类案不同判”的现象。“电脑量刑”的全称是“量刑规范化软件管理系统”，该系统是根据淄川区法院的《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来设计的。该软件系统包括基层法院审理过的100多种犯罪类型，并且还输入了上千个案例供法官参考。
“电脑量刑”经媒体披露后，许多从事法律实务和法学研究的人员对该法院的这一举措发表了评论。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创举，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会削弱法官的作用。
针对专业人士的质疑，淄川区法院回应说，部分专家对“量刑规范化软件管理系统”存在误解，在实际量刑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软件背后的《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该软件系统只是一种计算刑期的辅助工具，仅起到量化参考的作用，法官才是量刑的真正主体。
淄川区法院有关负责人还打了个比方，“电脑量刑”只不过是根据《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计算刑期的一个“计算器”。“‘电脑量刑’结果只是作为参考，因为量刑毕竟不是一道简单的数学加减题。”
虽然理论界、实务界对“电脑量刑”争议颇大、褒贬不一，但终究迈出了人工智能与司法工作结合的第一步。
此后，又有海南、江西等多个地方法院积极探索开发量刑规范化智能辅助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助推量刑规范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据报道，量刑规范化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在海南全省三级法院使用以来，根据使用单位汇总的数据显示，在员额制改革后人手紧张的情况下，海南法官办理刑事案件的时间减少约50%，制作裁判文书的时间缩短约70%，制作程序性法律文书的时间减少近90%，大幅度减轻了法官量刑办案的工作量，进一步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有效避免“类案不同判”现象，提高刑事法官精准办案效率。
“一个上午，我在琼海法院就开了三个庭并随案作出了判决书，这样的效率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谈到量刑规范化智能辅助系统给审判工作带来的变化，海南琼海市法院一位法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兴地说。
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法院与江西财经大学联合自主研发的“刑事审判智能辅助量刑及裁判文书生成系统”，则将量刑规范化与信息化深度结合，可根据起诉书内容、庭审调查修正的事实、确定的量刑情节和确定的量刑，按照选定的裁判文书制作样式，智能生成裁判文书文稿，准确率可以达90%，法官当庭审核校对，定稿后即可当庭电子签章、当庭打印、当庭送达。适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平均结案时间，分别由原来的41天、9.5天缩短至24天、4天，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
版权保护进入AI时代
尽管AI对刑事司法的变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变革已经开启，蝴蝶效应已经显现。
柯桥区的李先生在网购时发现自己独立创作完成的摄影作品被一家网店印在了公开售卖的窗帘布料上。李先生认为该网店侵犯了其著作权，便向柯桥区法院起诉。
在庭审中，法官通过“版权AI智审系统”的单图溯源、创新比对两个模块，快速对案件进行了处理——通过单图溯源模块溯源得知，与李先生作品最疑似的图登记时间为2015年，早于李先生作品登记时间及创作完成时间，李先生是在他人作品上二度创作；通过创新比对模块判断，二度创作作品有一定创新度，构成演绎作品，但创新度较低。“版权AI智审系统”打消了被告对权属的质疑，原告也因系统查证出其作品并非原始创新，而是演绎作品，当庭下调了赔偿请求，双方当场调解。
这是柯桥区法院以网络直播方式首次在公开开庭的美术作品著作权权属、侵权案件中使用“版权AI智审系统”。法官在庭审中使用的“版权AI智审系统”系柯桥区法院与柯桥区市场监管局合作,依托其“中国纺织面料花样版权数据中心及AI系统”进行图片溯源,系统中已有103000余张浙江省版权局登记的美术作品作为溯源数据库,实现“一键”对权利人图片溯源的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柯桥区人民法院轻纺城人民法庭法官张琴告诉记者，对于涉图类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法官从前只能根据现有证据进行审理，而证据质量又与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息息相关。因此，固然有时被告对原告作品权属存在很大质疑，但因举证能力有限，往往力不从心。
在贸易繁盛的柯桥,纺织业一直是重点产业,全球近1/4的纺织产品在这里交易。2020年,柯桥全区设计师达5000余名,纺织业创意设计研发收入3.24亿元。“图案设计作为提升纺织品价值的重要元素之一,在大量运用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图案版权矛盾纠纷。由于缺乏图案查重途径,花样侵权审判遇到了无法海量比对、无法有效认定创新、裁判说理繁琐难懂等痛点,继而引发市场经济秩序被扰乱、创新活力难蓬勃、诉源治理受影响等诸多问题。”张琴回忆道。
“版权AI智审系统”的试行，显著提升了著作权案件审判查明事实的精准度，有效解决了困扰张琴法官多年的著作权权属争议难题。
“现在我们法官在处理案件前，都会对涉诉图案进行查重，根据查重结果，量体裁衣，开展工作，确保每个案件都能得到最恰当的处理。若查重报告可以证明原告就是图案权利人的，我们会向被告开示报告结果，被告也多心悦诚服，愿意调解；反之，若查重报告显示存在比原告主张时间更早的其他公开发表信息，我们则会要求原告补强权属证据。”张琴表示，同时，AI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也能为案件的公正审理提供更可靠的保障，无形中加深了原被告双方对裁判结果的认可度，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双向提升。
“版权AI智审系统”经柯桥区法院发布后，嵌入了浙江全省法院办案办公平台、卷宗管理系统、智慧庭审系统，全省法官可以在办案、办公、庭审中直接调用智审模块。截至2024年4月，共受理互联网查重案件2934件，反馈2869件，查出存在在先相同或相似图案的1674件，有效查重率高达58.35%。
>>浙江绍兴柯桥法院轻纺城法庭法官庭审中运用智审系统 作者供图
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主会场连线柯桥分会场，共同举行“版权AI智审”试点工作启动仪式，确定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山东省、广东省辖区内法院开展“版权AI智审”数字化应用试点工作。仪式上，六省市高院共同签署《“版权AI智审”数字化应用共享协议》，正式拉开六省市试点序幕。
这意味着，作为全国首个司法领域图案类查重比对应用，由柯桥区法院主导研发的“版权AI智审系统”，由浙江走向全国，浙江全域数字法院改革成果将实现互惠共享。
最高人民法院启动“版权AI智审”试点项目，标志着AI正式参与到司法审判的核心环节，例如识别侵权作品的来源、判定侵权行为的性质等，司法审判由“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迈出坚实步伐。
司法智能化是大势所趋
法院的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在感受到AI辅助办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便利之后，也引发了法律界人士的担忧：未来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法律主体，抢了法官的“饭碗”呢？法律体系中充满了复杂的伦理问题，例如涉及亲情、道德、社会价值观的案件，AI程序是否具备处理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
浙江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熊明辉教授认为，法律界深度使用人工智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案多人少的形势日益严峻，促使司法机关不得不采取更加高效率的手段去应对。二是公正司法的需要。通过人工智能建立一种标准化的裁判基准或裁判模型，将其运用到案件处理当中，会使裁判结果更加公正。
在北京汇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进华看来，现在谈人工智能是否为法律主体为时过早，毕竟人工智能只是一种趋势，而非普遍存在。人工智能作为高智能工具，是人类的好帮手，可以因保护需要成为法律的客体，但无法成为法律的主体。“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
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王燕玲教授是小包公智能法律服务平台的创始人，她牵头开发的这个系统目前至少已在300家法院、检察院使用。她认为，相比于人工智能，法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价值判断是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价值判断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同样是卖假口罩，如果是在疫情期间发生的，法官很可能会判得比平常严重，因为在价值判断中，疫情期间卖假口罩带来的社会危害比平时更大。人工智能很难考虑到这一点。
在王燕玲看来，即使人工智能可以实现相对准确的价值判断，它也不能代替法官。
“我一开始研发这个东西，就没想让它取代法官，只想把它当作辅助量刑的工具。无论智能量刑发展到什么程度，法律赋予法官的裁量权，都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王燕玲说，“事实上，无法保证一项技术百分之百准确，哪怕只有1%的错误，落到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所以，最终的量刑结果还是要靠法官把关。”
在谈到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时，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说，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与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提出要建设智慧法院，用信息化来支撑和推进审判能力和审判体系的现代化，人工智能又是信息化当中一项前沿技术，所以对人工智能进入司法领域和诉讼领域，我们要持开放和赞同态度。随着法院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司法裁判、大数据分析、办公办案系统、执行查扣系统，还有被执行人曝光系统等等。
“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是一个大趋势，但是无论人工智能怎么运用，它都是一种工具。就像一辆自动行驶的汽车，它走什么路线，发挥什么作用，还是要听人的指挥。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做很多工作，是人脑和手的延伸，但它永远不可能取代法官。”胡云腾态度肯定。
“审判是一种艺术，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案子，机器可以给办案人员做提示、指引，但最终判决还是由法官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说道。
无论人工智能最终能否取代法官，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从18年前淄川区法院开发的“电脑量刑”系统，到如今多地法院将AI引入刑事裁判，再到最高人民法院开展“版权AI智审”的试点，人工智能办案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改变着司法体系的面貌。随着大数据的持续积累、算法的不断改进、算力的大力发展，“AI+司法”必将大有可为。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4年第27期
